当今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下，经济全球化的竞争形式已经从公司间的产品竞争转向了产业链的竞争，相应的治理形式也从公司治理、集团企业治理，发展到产业链治理。建设与完善产业链治理机制是产业链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一定要重视“链主”与产业链上众多专精特新企业、中小企业之间协调机制的构建问题。实践证明，在当前一些国家对我关键产品、材料、工艺、设备、软件等方面的限制不断加码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常态化升级的“梯子”被抽走，只有全力构建新型的以“链主”为主导的产业链治理结构与机制，才能够有效提升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产业链治理，通常是指产业链中各类参与企业根据一定的规则管理产业链的机制与方法。在现代产业链治理中，那些具有市场、技术或资源掌控能力的大企业往往在产业链治理中占据主导地位，它们会通过个人的优势为产业链运行制定和执行各种规则，并对违反规则的行为进行仲裁和惩罚。这种以“链主”为主导的治理机制，是经济全球化重要的、微观化的市场力量和自发动力，是提升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的市场化“钥匙”，也是现代开放性市场经济中的普遍规则。
“链主”主导的治理结构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作用，主要体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无管理的市场治理，另一种是有管理的组织治理。前者指产业链上的企业奉行自由市场交易原则，“链主”除了拥有资源优势或拥有巨大外包订单或者技术优势，其对产业链上的交易行为没什么积极作为和人为干预。与此不同的是，后者积极主动地在企业间进行协调，企业间的交易行为受制于“链主”制定的诸如产品质量、价格、交易方式等方面规则的约束与管理，以协调各利益主体的行动，维护产业链上企业的整体利益。建立与完善产业链上的治理机制，可以为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尤其是为突破“卡脖子”技术的限制提供解决思路。
具体地说，“链主”的作用大多数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链主”的需求拉动技术创新突破。“链主”在市场控制力、技术领先度上越是强大，以需求拉动或供给推动上游供应商成长的可能性就越大，上游投入与技术突破的可能性也越大。如以比亚迪、宁德时代等为代表的中国新能源汽车和新能源电池产业的崛起，带动了从上游矿产资源的开发提炼，到电池、电机、电控等核心零部件的研发制造，再到智能驾驶技术的创新与应用，这样一个庞大的产业链被不断地推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二是“链主”公司可以提供商业化应用场景。实践中很多的“卡脖子”技术，并非由于技术难以突破，而是因为供应商很难接触到用户实际使用的真实场景。如果没有强大的“链主”，零部件即使突破也无人问津，甚至基础材料的工艺突破连方向都不知道在哪。如工程机械的关键零部件——液压系统，之前市场基本由国外占据。中国的工程机械，如三一重工等大体量整机厂家，形成大规模企业、具有系统集成能力后，在它们的扶持下，江苏恒立液压得以率先突破，成为中国异军突起的液压力量，开始挑战难度更大的液压阀。三是“链主”可以沿着产业链进行精准投资。“链主”对产业链上的所有的环节往往有很完备对称的信息，知道问题的关键和痛点在哪里，因此由其领头组织产业链内的资源要素来投资，往往具有比外人甚至是政府投资更成功的可能性。四是“链主”与上游企业结成利益联盟，共同抵御风险。例如，我国快速地发展的新能源产业，其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大多数都是以资本为纽带进行相互投资参股，形成特殊的利益共同体，从而具有极大积极性进行产业链协同创新，最终到长期资金市场上实现价值。长期资金市场也是聚集有关技术人员进行国际合作、开放创新的有效机制。很多企业也都愿意让研发团队多持有本公司的股份，强调产业链上下游合作，通过持有股权吸引海外科学技术人员。这也是我国光伏类产业获得技术突破并迅速拥有国际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综上，通过培育、建立和健全产业链“链主”主导的治理机制来推动“卡脖子”行业的技术进步，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一种重要、可选择的方式和思路。掌握这种市场化操作技巧的根本途径，首先要培育各类产业链“链主”，大力培育和扶持具有产业链“链主”功能的巨型企业，以在国内循环主导的新形势下实现产业升级和技术突破。
在过去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我国企业嵌入的是西方跨国企业作为“链主”的全球价值链，导致我国“链主”企业较为缺乏、“链主”功能同样缺乏。但随着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问题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逐渐重要，培育和扶持各类产业链“链主”，建立与完善产业链治理机制，应该成为中国产业链现代化和强链补链延链重要而又具体的政策取向。
在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我们更需要的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念，而非吸引眼球的所谓“理论”。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必须用好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强大思想武器，自觉运用其方法论原则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从整体上把握国家安全，不断开创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
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化的经济发展的底座，是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的基石。要立足不同产业特点和差异化需求，推动经济产业全方位、全链条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高质量构建“大思政课”工作体系要聚焦目标、效果和特色，着力破解思政课建设中的重点、难点和核心问题，带动思政课叙事表达体系和场景体验模式的深层变革。
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植根于5000多年的文化沃土，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传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加速发展，各国既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也需要应对新的全球性问题，国际社会迫切需要携手合作，共同打造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即将到来。值此之际回望2023年，中国经济主要预期目标圆满实现。展望新的一年，我国经济发展依然将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同时也具有体量大韧性强创新后劲足的竞争优势、宏观经济政策回旋空间大的支撑效应、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增长红利等三重有利支撑。
要聚焦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优化政府职责体系为重点，在“加减乘除”上做文章，推进机构改革再深化，为在新征程上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新动力。
面对不断升级的数字社交产品，反而需要青年人意识到沉浸式社交环境背后的营销策略与运作逻辑，从而与社交媒体生成的感官刺激与虚拟自我保持距离。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提出，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宗旨，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根植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符合中国的初心使命，体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高度统一。
冬至阳生，岁回律转。在新的一年，我们站在这一年的不易成果上，对未来充满信心，更加需要接续奋斗、砥砺前行，取得更多发展成果。
针对目前思政课教师供给能力不能有效满足思政课强起来的发展需要这一突出矛盾，要切实提升教师供给能力，改进教学方式，推动新时代思政课朝着高质量发展。
我国始终主动实行扩大进口的战略和政策，连续举办进口博览会，倡导开放合作，与既往的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主张存在根本差异，为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
面向未来，要进一步扩大“朋友圈”，绘制好“工笔画”，对接好“硬联通”与“软联通”，秉持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为实现民族复兴和推进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奋斗。
文化交流很重要，我们在讲“一带一路”的时候，也需要讲“共建国家”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其实我们面临着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一带一路”不是单方面的施与，而是双向的或多向的互利。
我们必须要全面把握东北向北开放的历史使命，通过推动东北亚次区域、国别合作，破解东北亚各国战略意图和利益不同、战略互信缺失的困境。
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10.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数字经济成为我国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
坚持以习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准确把握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时代内涵和实现路径，是新时代新征程把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推向前进的必由之路。
习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民间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回答了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形成一系列原创性理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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